吴绮在湖州任官时，将岘山（上左图，选自《名山图》）上的三贤祠增扩为九贤祠，祠中供奉王羲之、颜真卿、苏轼等在湖州任官的名贤，同时代著名文学家吴伟业曾写《湖州岘山九贤祠碑记》（上右图，选自《梅村集》）以记其事。

　　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名声的背后，寄托的是对其人的怀想，饱含的是对未来的希望。时光流转，因民生而立、依民声而传的名声，却如同束束亮光，时或尘封而难以遮挡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不时散发光芒。譬如，有着“三风太守”之称的吴绮。

　　吴绮，字园次（一称薗次），清代扬州府江都（今江苏扬州）人，康熙五年（1666年）至康熙八年（1669年）任湖州太守，“德政惠民，多风力，尚风节，饶风雅”，百姓称之为“三风太守”。

　　多风力——勇作为敢担当

　　康熙五年春天，在友人的送别中，他来到浙江湖州任职。此地原本山清水秀，物阜民丰，但当时舞文告密之风尤甚，恶人王式、王春等罗织交关，同党达千百人，控制官府，祸害乡里，政务松弛，民不聊生，“男女鬻于昏途”，“魍魉行于白昼”，以致上级查勘也担心被举报而不敢用力。

　　吴绮到任后，微服私访，走遍湖州贫困地区，了解乡里村墟情况，期间有时遭到醉尉呵斥、邮亭侮辱，他也不动声色，不露痕迹。掌握情况后，他周密布置，一举抓获魁首及主要党羽钱玉涵、唐文等十多人，予以严惩，史料记载其“单舸擒治”，颇类辛弃疾单骑追贼。当时总督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使吴君早至，吾何至为王式所持哉？”首战告捷，吴绮并未停手，对行凶乡里的菱湖沈柬之、西湖严君球等实施抓捕，前者予以杖杀，后者畏罪自杀。三次除恶，引起当地极大轰动，史书记载，“湖人欢声动天地”，可谓深得民心。

　　在湖州三年多，他敢说敢做，从不畏首畏尾。惩恶同时，他还着手严治鱼肉乡里的兵丁、奸吏。抓到欺霸乡里的驻军营卒，他不是重拿轻放，做做样子，押回军营责令改正，而是不打招呼，不做人情，依律对带头人直接严惩。驻军大帅以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看到吴绮动真碰硬，他不再放任自流，而是严令部下，“吴守非易与者，汝曹勿入其境也”。

　　湖州盛产蚕丝，其选料挑剔，精工细作，光泽度、韧度均远非寻常蚕丝所比，颇受海外欢迎，当时朝廷实行海禁，湖州一些地方官吏以海禁登记为由，索拿卡要，捞取好处。吴绮得知后，做了一个大胆决定，当庭焚烧籍簿，杜绝此弊。他说，“苟有失误，太守自当之。不以累吾民也。”

　　其实，吴绮勇于担当的个性在担任京官时就有体现。当时京城街道路面养护由工部牵头，五城司坊官负责，遇到的多是掘坑挖坎、盖房占道、傍城使车、撒放牲畜等城市管理的老大难，其中关系复杂，面广水深。相应的管理体制几经变革，难以奏效，康熙登位后将街道分左右翼，令工部满、汉司官各二人管理。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，吴绮担任工部正郎，分管街道左翼，上任后他严抓严管，快刀斩乱麻，“挫抑豪强，一时肃然”，取得较好的震慑和治理效果。在任两年多后，他被派往湖州。

　　尚风节——秉风骨持节操

　　在下属看来，很多时候吴绮并不像太守，倒与赶考的书生没什么两样，在府衙，除了办公，就是翻翻读读，写写唱唱，家中也不像官宦之家，屋内除了绳床棐几和散发着青光的灯火，别无长物。

　　吴绮当太守三年多，去官时，清贫如洗，连一件像样的衣裳也买不起，甚至回扬州老家的盘缠也不够，后来在女婿和友人的帮助下才回扬州买房置地，安度晚年。吴绮觉得对不起家人，其妻黄氏倒是坦然，安慰说：“以清白贻子孙，何必捆载以归，而敛百姓之怨乎？”

　　古代太守号称两千石，在清代其俸禄加上养廉银总收入并不少，但吴绮政事之余，热衷公益不惜钱财，过湖州苕川仪凤桥时发现修桥缺钱，直接解下金带襄助，兼之常常接济他人，家中难免入不敷出。为此，他典当过友人赠送的裘衣，质卖过夫人的耳环，但从未以权谋私。

　　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，作为一方主政，无需刻意敛财，自然有人奉送，王式党羽唐文被抓时，就行贿三千金希望免其罪行，吴绮却理也不理，“挥去弗顾也。”反过来讲，吴绮敢于执法从严，也正因为他自己形端表正，没有私心。他主持湖州“试士”（古代为授予官职而考试士子），公正公开，“暮受卷而朝榜发”，不留任何想象余地，不余任何操作空间，送礼的说情的打招呼的一概不见，才能出众而出身寒微的考进必取。其选拔的寒门子弟中，后来考中进士的不在少数，甚至有榜眼、探花，士人为此专门立碑以表纪念。

　　担任湖州太守三年多，吴绮因为忤上官遭弹劾。推究其惩豪强、兴民生的作为，居官简静、为人坦率的性格，以及登临唱和、作诗填词的喜好，自然为当时官场和地方劣绅难容。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百姓的态度，五十岁生日时，自发来为他祝寿的父老子弟多达万人，被劾离职时，国库尚有缺项，很多百姓自发带着铜钱，哪怕只是三枚五枚，投到府衙前的箱子里，希望尽一份心力，“无以累我公也”，其受百姓爱戴如此。

　　饶风雅——复胜迹兴文化

　　湖州自古风雅。唐代颜真卿担任过五年的湖州刺史，主持编纂《韵海镜源》，留下了《湖州帖》《刘中使帖》等烛照千古的书法名作；宋代苏轼挥毫写下《墨妙亭记》和《孙莘老求墨妙亭诗》多篇诗文，在湖州太守任上发生的“乌台诗案”更为后人留下无限伤感；元代赵孟頫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湖州度过，留下了《吴兴赋》《湖州妙严寺记》等若干墨宝。仅此三贤，即令湖州生辉，文人慕往。

　　来到这个“文化之邦”，吴绮看到的却是古迹凋敝，名胜不彰。有感于斯文零落，他重建了宋代湖州太守孙觉所建的墨妙亭，修葺了宋代湖州太守李公择所建的六客堂，新建了纪念明代诗人孙一元的太白亭，最值得一说的，是增建原来湖州城南岘山的三贤祠为九贤祠。

　　原三贤祠主要纪念主政过湖州的颜真卿、苏东坡、王十朋三人，年久失修，颓败不堪，吴绮访古见到时已沦为过路人烧水煮饭之地。他于是召集工匠，重新修建，并集思广益，增三贤为九贤，将史上担任过湖州郡守且有功于百姓的东晋王羲之、谢安，南朝萧梁的柳恽，唐代杜牧，宋代孙觉以及明代陈幼学列入其中。来到这里，遥想古人，会有“脱屣富贵、摆落尘氛”的念头，更会有敬重文化崇仰先贤的想法。吴绮修建古迹，或有个人喜好的原因，但更多的目的在于教化百姓，同时代大诗人及其好友吴伟业受邀撰文，一语道明其“弘长风流、训示励俗”的作用

　　除了“三风太守”的名声，其实吴绮还有两个雅号。一是“红豆词人”，他幼时颖悟过人，六岁赋诗《山中吟》：“山溪清浅山花红，抗首高歌和晓风，世事回头君莫看，不如沉醉此山中”，一鸣惊人，长大后游学、苦读不断，在湖州作了一阕《醉花间》，有“把酒嘱东风，种出双红豆”之语，写出了闺中女子对爱情的憧憬，相传毗陵（今江苏武进一带）一位女子，见而悦之，将这两句写满家中四壁，日夕讽咏，“红豆词人”因此得名。但后来词家陈廷焯以为，“此类皆一时情艳语，绝无关于词之本原，而当时转以此得名，何其浅也。”这是就词而论，推而言之，此名声雅则雅矣，却传而不广，多因与百姓冷暖、社会痛痒毫不相关。

　　再就是“听翁”。吴绮晚年回扬州安家后，终日以诗酒自适，对上天之馈赠，贫困自得，“以修短衰健听之天，以利钝荣辱听之人，以是非毁誉听之千百世，而后流行坎止，吾何心焉！”年老渐衰后，视力不佳，以听为主，最喜欢听晚辈读诗文、他人谈野史、髫童弹丝竹，他因此自号“听翁”。这样的称号，颇有些历经繁华后的平淡自况，宠辱不惊，顺其自然，仔细体味，却有些壮志难酬之叹，因而也更多限于圈内知晓。

　　而“三风太守”则不同，留下的是无尽的想象。被罢官数年后，其友人王嗣槐再过湖州，与百姓闲谈，问新任太守较前任太守如何？百姓说，眼下州县吏胥上下其手，贿赂盛行，政风大坏，远不如前。对吴绮在湖州的三年，百姓的评价只一句，“求如公者而不可得”，朴实的背后是深深的想念和无比的惋惜。百姓的纪念远比他在任的时间长得多。